唐太宗对世俗邪说的抵制与批判

一代名君唐太宗不仅以他杰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彪炳史册，而且还以他在批判和抵制世俗邪说中所表现的大智大勇而著称于世。本文拟对唐太宗在这方面的史实略述一、二，庶几可以提供一些发人深省的历史借鉴和启迪。

所谓“祥瑞”者，原是古代一些最高统治者假借自然界出现的一些奇异现象来为自己涂脂抹粉和炫耀“功德”的一种自欺欺人之举。后来，由于有些帝王乐此不倦，用以填补他们的虚荣心和掩饰他们的种种罪行，于是争献“祥瑞”便逐渐成了一班拍马奉迎之徒进行邀宠献媚的惯用伎俩。结果，诸如“树木连理”、“生获麒麟”、“醴泉涌出”、“甘露夜降”、“庆云频至”、“青龙现身”、“猫鼠共乳”等异端邪说和奇谈怪论，便堂而皇之地被载入典籍，不绝于史。

武德九年（626）八月，唐太宗即位之初，此类“祥瑞”便扑面而来：“乙未，定州言景云见，莒州言凤凰二见，群鸟随之，其声若八音之类；壬戍，林州献祯石，隐起成文曰‘圣主某大吉，子孙五千岁’，素质玄字，篆隶相参；西麟州麟见”（《册府元龟》卷24《帝王部·符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唐太宗对此却深表厌恶，发诏斥责说：“朕每见诸方表奏符瑞，惭惧增深。且安危在于人事，吉凶系于政术。若时主肆虐，嘉贶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庶征不能致其恶。以此言之，未为可恃。”他命令各地在上奏这些“祥瑞”时，“不得苟陈虚词”（《唐会要》卷28《祥瑞上》）！

但这一诏书发布后，各地上奏“祥瑞”的表书仍有增无减，纷至沓来。唐太宗再次旗帜鲜明地说：“朕比见众议以祥瑞为美事，频有表庆贺。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夫为人君，当须至公理天下，以得万姓之欢心，若尧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爱之如父母，动作兴事，人皆乐之，发号施令，人皆悦之。此是大祥瑞也。”最后他还明加禁止：“自此后诸州所有祥瑞，并不用申奏！”（《贞观政要》卷10《灾祥》）真可谓义正辞严！据说，从此以后上奏诸种“祥瑞”的日渐减少。

封禅是古代帝王举行祭祀天地的一种盛大庆典活动之一。秦汉以降，历代帝王都把封禅看成是“建显号，施尊名，腾茂实以祈景福，以告成功”的神圣典礼，不仅糜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而且也给社会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

贞观年间，史载大臣们曾奏请封禅先后约有六七次之多，但因唐太宗的多次坚决拒绝而终未成行。如贞观五年（631）正月，以宗室李孝恭为首的诸州朝集使以“天下一统，四夷来同”为由，首次奏请封禅。但唐太宗却在“手诏”中说：“自有隋失道，四海横流，百里之弊，于斯为甚。朕提剑鞠旅……遂荷慈，恭承大宝……但流遁永久，凋残未复，田畴多旷，仓禀犹虚，家给人足，尚怀多愧。岂可遽追前代，取讥虚美。所望恂恂济济，叶力尽诚，辅其不逮，遂致之王道。”（《册府元龟》卷35《帝王部·封禅一》）于是这次封禅在唐太宗的婉言劝阻下作罢。

次年正月，以宰相房玄龄为首的众多大臣因“平突厥，年谷屡登”而齐集宫前，坚请封禅。但唐太宗仍严词拒绝并列举了秦始皇大肆封禅而终不免于“亡国”，汉文帝不事封禅而不失为“贤君”等事例。最后，他还劝谕大臣说：“且事天扫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巅？封数尺之土，然后可展其诚敬乎！”这时在场的魏徵在一边也附和说，应勤于政事，以实仓禀，而不应对这种“崇虚名而受实害”的封禅过于看重。加之“河南、北数州大水，事（指封禅）遂寝。”（《资治通鉴》卷194）。

由于唐太宗的勤政精神和不信邪说的态度，遂使他成了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的历史上从未封禅的少数几个皇帝之一。

鼓吹阴阳的迷信学说相传源于商周之际。但这时的阴阳家们主要是为了“十宅吉凶”，而“取法壮大”而已。后来，随着鹰谶讳神学的漫延发展，遂使阴阳学说的迷信色彩日益浓重。到了唐代以前，阴阳家更是著书立说，施展手段，蛊惑人心，骗人钱财，严重地毒化了社会风气。

贞观十五年（641）年初，当唐太宗看到这些阴阳家们所撰《阴阳书》后，深感其内容“渐至讹伪，穿凿既甚，拘忌既多”，遂诏令太常博士吕才以及有关学者十多人共加刊正，削其谬误，质正其理。学识渊博而又疾恶如仇的吕才奉旨以后，经过对《阴阳书》的一番研究以后，对其中的歪理邪说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痛快淋漓地批驳。